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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安:学风深厚的古城和两位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

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:2021-09-26

  悠长的建制历史,长期对文化的尊重,使瑞安名人辈出,如永嘉学派先驱周行己和重要传承者许景衡,南宋思想家陈傅良和叶适,元代戏曲家高则诚等。

  到了近现代,瑞安学风更盛。最早在北大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育家陈黻宸,中国现代农学奠基人许璇,农业昆虫学家曾省,中国柑桔学科奠基人曾勉,被誉为“金文研究第一人”的戴家祥,中国眼视光学开拓者、“对数视力表”和“五分记录法”发明者缪天荣,中国水生生物学奠基者伍献文,发明中国第一台弹棉机的李毓蒙,以及伍荣生、孙义燧和方国洪等院士都出自瑞安。

  最让瑞安人不能忘记的两位近现代名人是孙诒让与陈虬,他们在瑞安留下的故迹都在老城中心,隔老街相望。

  玉海楼与宁波天一阁、海宁别下斋和湖州南浔嘉业堂,并称浙江四大藏书楼。大门口灰墙灰瓦,横额上有“百晋精庐”四个大字,左右则有“玉海图书”与“颐园松菊”,均为孙诒让手书。

  孙衣言生于1814年,著有《永嘉集内外编》等,人称“晚清特立之儒”。他的仕途与浙江巡抚马新贻屡有交集,这位马新贻正是晚清四大公案之一的“刺马案”主角,香港刘佰温即兴玄机快报,在各种小说、评书和电影里屡屡登场。孙衣言丁忧返乡后,正是受马新贻所聘,主讲杭州紫阳书院。之后屡屡升迁,1879年以太仆寺卿致仕。

  孙衣言酷爱藏书,在鄂皖苏任官期间更是疯狂购书。从小就有家学渊源的儿子孙诒让,买起书来也不逊于老爹。因为当时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不久,私人藏书因战乱大量流落民间,孙氏父子以抢救姿态购入元明清珍善本,“十余年间,致书八九万卷”。

  1888年到1889年,孙衣言在瑞安兴建藏书楼,因仰慕宋代学者王应麟,遂以其著作《玉海》命名藏书楼,取藏书“若玉之珍贵,若海之浩瀚”之意。

  玉海楼并非只为私人使用,孙衣言在《玉海楼藏书记》中写道:“愿乡里后生来就我读,不徒为一家设也”。也就是说,这座藏书楼的使用者除了孙氏父子,还有“乡里后生”,只要“有读书之才,读书之志,而能无谬我约,皆可以就我庐,读我书”,可见无私情怀。

  绕过照壁,便可见到中院的斑驳大门。玉海楼前后共两进,木结构为主,重檐硬山顶,两侧如意式封火墙。面阔各五间,左右各有回廊与轩楼,前后相通。整个建筑群的最大特色,便是集藏书楼功能、浙南民居和私家园林于一体,在东西3条轴线上分别布列玉海书楼、百晋陶斋、居室与后花园“颐园”,总面积达8000平方米。

  玉海楼的西面园厅名为“恰受航”,俗名“船厅”,取杜甫的“小航恰受两三人”诗句,又称“百晋陶斋”。孙诒让的居室同样不小,有门屋五开间、花厅五开间、正楼七开间,左右轩楼各三间,取名经微室、述旧斋、掸艺宦和五凤砖研斋等。

  从1888年建楼,直到1908年辞世,孙诒让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都围绕玉海楼度过,玉海楼也因此成为温州文化坐标。这二十年正是晚清各种思潮激荡之时,面对甲午战争、戊戌变法、庚子之变等大事件,孙诒让极力倡导经世之学,提出“富强之原,在于兴学”。

  孙诒让绝非传统的书斋知识分子。甲午战争后,他毅然走出书斋,任瑞安县筹防局总董,并在公车上书时签名。他同情民主革命,主张实业与教育兴国,提倡科学,反对迷信。他也积极兴办实业,曾任瑞安商会总理。

  孙诒让还致力于地方教育,倡导“开悟国民,讲习科学”。1895年,他在瑞安创办算学书院,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数学专门学校之一。在担任浙江教育总会副会长期间,积极筹集资金,提倡女学,选送学生留学。十几年间,他在温州和丽水两地创办各类学校达300余所,极大推动了地方启蒙和风气改变,被视为近现代温州教育的奠基人。

  如今我们所见的玉海楼,1949年后经历多次整修。孙诒让去世后,这里一度被五个儿子所分。早在创建之初,玉海楼就定下规约,不准任何人携书出楼,但孙诒让的个别不肖后人屡屡盗卖,甚至将之视为废纸售予鱼肆。

  抗战前和抗战期间,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孙诒让三子孙延钊为保护珍本,将玉海楼藏书陆续迁往杭州,其后又根据战争形势继续迁往丽水等地。1947年,孙延钊将书寄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,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。

  玉海楼也并未因此消沉,几十年来,它不断征集流散在外的古籍、文物和字画,如今藏书三万多册,其中珍善本四千册。

  从玉海楼后门走出,是一条青石板路老街,两侧建筑显然新修缮过。这片街区名为忠义街,主街两侧有各种民居小巷,多半是晚清民初风格。

  与玉海楼后门隔街相望的院落,是中国最早的新式中医学堂——创办于1885年的利济医学堂。古朴灰色砖墙,大门用青石门框,上方饰有如意头,匾额上刻有“利济医院”四字,因为岁月沧桑,走近才能看清。

  坐标忠义街10号的利济医学堂,是由陈虬与陈黻宸等人为推行改良维新主张所办的新式中医学堂。创办人陈虬生于1851年,比孙诒让小三岁,自然也是熟识。

  大门匾额的“利济医院”题字,出自孙衣言与薛遇宸之手。之所以是两人所题,也有一段轶事:当年陈虬筹建利济医学堂,请乡贤孙衣言题额。孙衣言认为从古至今只有朝廷署衙以“院”为名,民间小小医所没资格用“院”,便改为“医舍”。陈虬收到后,觉得老先生虽有学问,但还是迂腐,于是又请薛遇宸写“院”字替换。

  虽只一字之差,却也代表了观念不同。与中医界传统的父子或师徒传承不同,利济医学堂采取欧美办学制度,集教学、医疗和科研于一体。走入院内,眼前建筑也中西合璧。庭院里摆放着几口青花瓷缸和常绿植物,东西厢房均为砖木结构,为传统梁架穿斗式,门楣上各标有“诊室”和“药房”字样。中间的主楼是西式回廊建筑,如今是“利济医学堂博物馆”。

  中西合璧的建筑,也是陈虬医学思想的体现。他深知要让传统医学与时俱进,就要与近现代医学接轨,以科学手段和新式管理制度为标准。

  陈虬著述甚丰,有《瘟疫霍乱答问》等二十余种。1884年,他提出建立中医医院和中医学堂的方案,次年立即实现。学堂实施寄宿制度,规定习业年限,经考试合格后方可就医。

  走入主楼,展室中可见陈虬手订的《习医章程》。章程规定了入学要求、具体费用、作息制度和课程设置等事项,课业除专业课之外,还有国文、算术、体育和音乐等课程,学生还要勤于实践,种植药物,进行新式实验。

  主楼二楼展馆的各种动物标本,后院种植着杜仲、黄柏、山茱萸、枸杞子等各类药用植物的药园,都是学校注重实践的明证。更可贵的是,当时的利济医学堂已将刚刚传入国内的新医书分为解剖学、心灵学和卫生学。

  利济医学堂除了是最早的新式中医学堂,还拥有不少第一。陈虬于1894年完成的《利济教经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自编教科书,比南洋公学自编教科书还早三年。1895年,陈虬主持筹办《利济学堂报》,这是中国第一份校刊,也是医学堂师生倡议变法维新、开展医学争鸣的园地。区区一份校刊,当时竟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售,远至港澳地区。

  利济医学堂的存在虽然还不到二十年,但培养三百多名医师,其中不乏良医,成为现代温州地区医院发展的基石。

  玉海楼和利济医学堂所在的忠义街,还曾有过公园路等几个名字,自古便是城市文脉。

  如今的忠义街经过改造,渐成瑞安城市记忆的核心。不过相比仿古街区,我更喜欢的是与玉海楼相邻的湖滨公园。

  当年忠义街之所以曾名公园路,便是因为湖滨公园的存在。公园虽不大,可树却很大。沿河边走进公园,便见到一棵巨大的古榕树,枝干横向发展,覆盖面积极广。树下围着一圈长椅,人们在此闲坐。旁边的石桌石凳也在树荫庇护之下,同样挤满了下棋的老人。